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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南方周末】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纪念陈忠实
    新闻来源:宣传部 编辑:艾辉 发布时间:2016-05-10 17:57:55浏览量:


    编者按: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,因病抢救无效,于4月29日7时45分逝世,享年73岁。5月6日,我校人文学院院长、陕西省文联副主席、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建群先生在《南方周末》发表特约文章: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纪念陈忠实,表达对陈忠实先生的追思。现将全文转载如下:


    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纪念陈忠实

    高建群

    来源:南方周末 时间:2016-5-6


    我和忠实、平凹来往得不多,开会遇一遇,平日各人忙各人的事情。

    你看恒星,它们孤独地高傲地在天空的一角闪烁着,从来不彼此走近对方,因为生怕自己的光芒灼伤了对方。它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向对方遥致敬意而已。——高建群

    老陈去世的前六天,去西京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化疗,走出医院时人很刚强,摆摆手不让人搀。这时已经瘦得走起路来有些飘,化疗化得有点灯枯油干的感觉了。作协同志告诉我,这是第11次化疗,效果很好,老陈很配合医生。又说医生说一个肺已经完全坏死,不再工作,另一个肺还能勉强工作。回到家里不到三天,老陈开始吐血,大口大口地吐,这是癌细胞扩散,从喉咙到了气管,而这扩散的肿瘤,突然破了,于是出血不止。回到西京医院后,抢救了三天,2016年4月29日早七时许,撒手长去。

    29日早上,接到忠实先生去世的噩耗,一瞬间,我很是震惊和痛苦,有一种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的感觉。尽管我知道他得的是不能回头的病,对于他的走,我是有思想准备的,但我仍然陷入一种痛苦中,直至今天已经第三天了,仍惶惶惚惚不能自拔。

    这种心情,只有在路遥和张贤亮去世时我才有过。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,《山海经》说,共工头触不周山,天柱折,天倾西北,地陷东南。是的,就是这种地崩山裂壮士死的感觉。你老先生只要活着,哪怕病殃殃地活着,苟延残喘地活着,只要有这么个人在,我们仍感到踏实。但是他走了,身后是巨大的真空。

    我记得路遥去世时,我写给他:“物伤其类、不胜悲慽!先走为大,先走为神!”唉,路遥已经离开我们24个年头了。而临终前放言“当代文学史绕不开我”的张贤亮,则是去年走的。我写给他的送行道别词则是,大漠落日自辉煌——你见过落日像一个通红通红的勒勒车的大车轮子,停驻在西地平线那一刻,将沉未沉的情景吗?它肩一天风霜,无限哀恸,无限悲怆。

    记得20年前我去宁夏,我对宁夏的年轻一代作家们说,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,都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,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,所以你们要理解张贤亮,包容张贤亮。你们没有任何错,或者说只有一个错,那就是不幸和一个天才生活在同一时代。

    我说张贤亮的这些话,这种思考,同样适合用来说路遥,说陈忠实。

    普希金说,世界空虚了,大海,现在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,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样,有着幸福的地方,早已有人看守,要么是贤者,要么是暴君。我上面说的这几个人,身上贤者和暴君的成分都各占一半。

    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。

    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是一部重要作品,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厚重感的农耕文明的史诗。我这几天在接受几家报纸的采访时说:“在接到老陈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,我的脑子闪电一般,把《白鹿原》和几部当代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做了对比,例如: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、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,甚至还和被称为文学教父的前辈作家柳青的《创业史》相比,和被称为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相比,觉得与之相比,《白鹿原》对农村生活的描述,似乎更为深刻和准确一些。”

    它不是对农村题材作品图解政策式的描写,也不是颂歌式的描写,更不是田园牧歌、民俗风情式的描写,而是将锐利的笔触深刻地锲入一个时代,楔入到社会最底层,触到这个时代的痛处痒处、我们民族的痛处痒处。所以老陈在《白鹿原》的题记里,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: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他的作品是对得起他所引用的这个题记的。

    中华文明板块,这一辆吱吱呀呀的老车,行进到今天,已经五千年了,农耕文明是它的主题。关中平原是农耕文明始祖后稷掘第一锨土、开始种植五谷的地方,所以后稷被称为五谷神。《白鹿原》描写的这块区域,正是农耕文明行进过程中的一个缩影。把这块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写出来,把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写出来,就把这块土地写出来了。

    那个特殊的时代,那个板荡的时代,很难准确描述,《白鹿原》可以说是较好地进入了那个时代,进入了那一群人们的心灵空间。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,那是一段农耕文明的心灵史。

    1993年5月20日《最后一个匈奴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,作为作者答谢发言,我在会上说:“希望首都的媒体不要只关注高建群,关注《最后一个匈奴》,我们陕西还有位好的小说家,叫陈忠实,他也在写长篇,长篇叫《白鹿原》,不久会出版;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贾平凹,也在写长篇,长篇叫《废都》,也会在年底出版;另外还有京夫、程海等等,也在写长篇,他们都比我写得好。建议你们首都的媒体,在报道这次会议时,把陕军作为一个团队、一个整体来宣传。”第二天的《光明日报》的头版发表了与会记者、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的《陕军东征》一文。这就是新时期“陕军东征”一场大热闹的由来。

    一些年后我偶然见到何启智或是曾镇南,先生回忆说“陕军东征”这句话好像是他说的。上电梯的时候,他对几位北京的陕西籍的评论家说,陕西作家真厉害,整天喊着要走出潼关,这次算是走出了,陕军东征呀。记得后来有一次还见过周明先生,他也记得是开会上电梯时大家说过这话,谁说的记不清了,他笑着说,很可能是他“周明老人自己”说的吧。

    我对“陕军东征”这个说法至今不悔。我们中有个叫唐吉诃德的人,他要岀发,去征服世界了。他穿上一身朽了的中世纪骑士铠甲,骑上一匹瘦骨棱棱的老马,挥舞着盾牌和长矛上路。他要去和风车作战。他要去黄金城,那世世代代人们只在传说中见过的城市。姑娘穿上节日的盛装,铁匠用锤子敲打钢铁里的音乐,这座城市为他们的骑士送行。

    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、大背景下来看,它是多么虚弱呀。和欧美文学相比,和俄罗斯文学相比,甚至和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的文学相比,我们都差那么一大截儿。且让这些有三分滑稽三分痴傻三分崇高的陕西著名农民们,去怀揣梦想和敬畏,完成一次唐吉诃德式的对于文学制高点的攀登和征服去吧。社会应该做的事情是给他们一点掌声才对。

    那时节一下子洛阳纸贵。每个中国人都在自家的案头摆着这几本书,以示自己是个读书人、文化人。这些书是走市场的,每本书的销量都达到百万册以上。一夜间富了一大批书商。这几本书的出版,大约是纸质的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吧。

    那一批作品的出现,有个特定的历史大背景。当时民间流行一句顺口溜——北京人什么都敢说,陕西人什么都敢写,广东人什么都敢吃,温州人什么都敢做。兼之,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了那个时期,已经十多年了,“文革”结束,文学界重拾和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“为人生”的文学主张,行进到那时,该有它的成熟期和收割期的作品出现了。后来,我在北京见到柳萌先生,他问我如何看待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。我说,有个时期,我们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,缩短了与世界一流文学的距离,但是,很遗憾,这以后又滑落下来了,沦为文学的第三世界。

    是的,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格局中无足轻重,我们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。中国人的书架上摆满了欧美名著,而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,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。也许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一个巨人,但是在文化领域,我们只是侏儒而已。可怕的是,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,整天弄各种奖自娱自乐。我常常担心,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。


    陈忠实与高建群(右)于1990年代中期在“陕军东征”之后召开的陕西文艺座谈会上。(高建群供图/图)


   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,是1979年4月20日,“文革”结束,陕西省作协恢复名称和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。那次,老陈背了个黄挎包,穿了一件半旧的衬衣,从西安郊区灞桥文化馆而来。行色匆匆的他,坐在一个角落。坐着的时候,他总把挎包放在胸前,两手搭在挎包上,眼睛闭住光,似乎有些谦恭地盯着发言的人。他从骨子里讲还是个农民,身上具有关中农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。

    那一年中宣部干部局副局长齐鹤茹来西安,考察老陈。饭局是我陪,齐说,我最喜欢陈忠实,多么忠厚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呀。

    关中人,生冷硬倔,打死不认卯,能极度地吃苦耐劳,又极好礼势,极好面子。初看,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,打搅长了,红萝卜调辣子,吃出看不出,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。

    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。记得那次会上,老作家们除了柳青已经过世外,健在的胡采、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李若冰,悉数到场。年青一代,贾平凹的《满月儿》刚获奖,莫伸的《窗口》刚获奖,他们从北京领完奖,直接赶到会场。路遥则雄赳赳地斜倚在一个破旧的藤椅上,坐在后面一个角落,半闭着眼。路遥当时在《延河》实习。1980年后,王丕祥、贺抒玉专程到延安,费了很大周折,才把路遥的调动手续办了,路遥先当编辑,继而当专业作家。陈忠实则是两年后,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。 陕西作协是个大作协,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协。按照通常的说法,延安时期大的文化山头有三个,一是丁玲领导的成立于保安的文抗(全国文艺抗敌协会),一是周扬领导的鲁艺,一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。新中国成立后文协没有去北京,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,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,原文协机关刊物《群众周刊》主编胡采,继任主席。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《松花江上》的作者张寒晖。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,柯仲平作诗悼念说,文化山上葬寒晖,一把土来一把泪。

    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李若冰等,都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宽厚长者,他们以发现新人、扶持新人为己任,三秦地面,每发现一个写了个短短几千字小说的作者,他们就欣喜若狂,奔走相告,然后下来就是商量怎么调到作协来。作协大院里那些后之来者,基本上都是他们调去的。那是一群崇高的人,时代因素造就了这一批革命家加艺术家式的非凡人物。

    柳青被尊为文学教父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巅峰之作。柳青不但是小说家,还是思想家、哲人,他的那些警策之语,一直在陕西青年一代作家们中口口相传。例如,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。例如,你要写作,你就得像农民大嫂提一篮子鸡蛋进城一样,只有人家碰你的份儿,你不敢碰人家,因为这一碰,一篮子的家当就全打了,你就一无所有了。例如,忍耐是比激动更强大的精神力量,这是事业对人的一种强制。例如,有一天写不出东西了,收起你的笔,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,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。等等。

    路遥的《人生》中,就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,作为点题之笔——人的一生虽然漫长,但是,紧要处也就那么几步。这话好像是《创业史》中的话。

    正是这些前辈作家的感召,和有创作范例在先,从而激发起这些后之来者的勃勃野心,而从《创业史》中汲取最多艺术营养的,大约是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的创作。

    大约是这两部作品的描写地域,十分接近,也就几十公里远近吧,区别只在于一个描写的是白鹿原上的事情,一个描写的是蛤蟆滩上的事情。诚实地讲来,《创业史》的作者,内功更为深厚一些、老到一些,设置人物,铺排故事,举重若轻。柳青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,《创业史》没能更深入地进入时代深处,没有能纵横捭阖王顾左右,而是陷入一个套子里去了。相形之下,《白鹿原》在后一个问题上就做得更好一点,叙述视角直接地楔入了历史纵深。不过它的文字要粗糙一些,嘴碎一些,比不上柳青那磨出来的文字。再就是缺少整体感。我记得在前年的一次什么会上,老陈在介绍自己创作时,也说,由于之前没有写过长篇,所以《白鹿原》的写作,布局不周,就像绕一团又一团的毛线团一样。

    相形之下,另一位以柳青的学生自居的路遥,似乎驾驭长篇的能力更强一些。他对我说,巴尔扎克说过,长篇小说其实写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,几条线索推进故事发展,人物丰满,线条不时重合交错,掀起高潮,到最后结束时,把所有线条都挽个疙瘩,有个交代,然后,“啪”的一声,就像一部大型交响乐一样,所有的乐器都啪的一声落地,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打击力量。

    不过路遥的创作,文字太不讲究。我常说,你的写作是陕北农民的粗放式耕作。

    忠实先生大行了。我很痛苦。家人也看出我这两天心情不好,不敢与我多说话。我感到自己这两天一下子老了许多,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发呆。我想找一个没人的去处,大哭一场,为已经走了的他,也为尚且苟活在人世上的我。

    诚实地讲来,我和老陈这些年来往得并不多。那一年搜狐网叫我到北京直播室做客,接受网友们的提问。有个网友提问说,高老师,你们陕西三个小说家(忠实、平凹和我),平时来往多不多?关系怎样?这分明是个大坑,等我去跳。我停顿了一下,随后作如是回答:来往得不多,开会遇一遇,平日各人忙各人的事情。你看恒星,它们孤独地高傲地在天空的一角闪烁着,从来不彼此走近对方,因为生怕自己的光芒灼伤了对方。它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向对方遥致敬意而已。回答完毕。

    我以“先走为大,先走为神”几个字沉痛哀悼忠实先生的逝世。斯人已逝,今日得闲。他从此没有了痛苦,没有了案头劳顿,没有了人生俗务。一个人将自己完成得那么好,他应当无憾地枕着他的《白鹿原》枕头安歇了。我想,他的《白鹿原》将会被长久地记忆着,我也期待电视剧《白鹿原》的播出。

    而我作为一个后死者,我想,我有责任为先死的他送行,撒上些纸钱,说几句前程珍重一路走好之类的吉祥语言。所以,这几天,我接受了许多的采访,还匆匆下笔,写了好几篇悼念文字。我想,这篇为《南方周末》的文章写完后,近期我就再不提这个话题了,待到5月5日早上,礼节性地参加完忠实先生的告别仪式,送上最后一程,我得让自己疲惫的身子好好休息一阵。

    原文链接: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1169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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